我的巴掌小天使
Life to Come
雙胞胎伊甸(Eden)和烈安卓(Léandro)是一對重症早產兒。當母親蘿倫斯(Laurence)將兩兄妹產下之後,他們便身處在醫院充滿敵意和不安的世界裡,到處充斥著儀器的聲響和穿著白袍的醫生。在新生兒部門度過幾個星期之後,母子三人仍持續為生存而奮戰。出血、呼吸道疾病……,蘿倫斯在醫療團隊的協助下,依循著雙胞胎兒女的節奏生活,並身陷在康復的希望、疲倦、噩耗的威脅,以及擔心他們可能夭折的恐懼之間。母親和孩子之間的聯繫是與生俱來、休戚與共的,三人齊心協力為生存奮戰。
═══導演的話═══
我很久以前就一直想要拍攝這部紀錄片。我自己是一個「輕症」的早產兒,比預產期早了幾個星期出生。我一直對這個議題很感興趣,因為覺得自己的腦海中有一層「古老的」記憶,就像是一層非常纖薄的薄膜。2003年,我完成關於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的論文;因為他的緣故,我才決定往紀錄片發展。我發現了他的作品《史楚錫流浪記》(Stroszek),其中有一場關於早產嬰兒的戲,十分具有震撼力。在我出生的1980年代,照料早產兒的醫院部門完全被隱藏起來,外界沒有人知道它們的存在。但是過去幾十年以來,由於新的醫學技術鼓勵父母參與寶寶的照料,新生兒部門已逐步向外界開放。2013年,我認識了一位影響我很深的女士—前新生兒科主任安妮·帕杜(Anne Pardou),她邀請我參觀伊拉斯梅(Erasme)醫院。這位迷人的女士同意讓我進入新生兒科,並介紹我認識醫療團隊。有一點很不尋常的地方,在於我認為這個很有意思的題材,通常都是女性導演的專利,而男性則似乎視其為碰不得的主題。我開始拍攝影片,然後明白多年來我所寫下的筆記,引領我去訴說一個嬰兒的故事,而不是醫院部門的故事;引領我將求生存的新生兒打造成為這個故事的主角。我想要跟拍一個家庭,紀錄整個煎熬的過程—從慘痛的出生到出院時的如釋重負,彷彿這種進入「真實」世界的過程代表了再一次的誕生。
Claudio Capanna
1980年出生於羅馬,畢業於羅馬大學電影研究所,畢業論文研究的是德國導演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他從1999年開始投入影視產業,並執導了幾部曾在國際影展上首映的紀錄片和短片。2006年,他移居巴黎,報名了Ateliers Varan學院的電影課程,同時開始為Arte France電視台工作,並執導了幾部關於義大利的紀錄片。他目前居住在布魯塞爾,為比利時廣播電視公司RTBF工作。代表作品有: 2016《生之將至》(La vie à venir) 紀錄片、2012《醉舟》(Bateau ivre)紀錄片、2007《珍禽》(Oiseaux rares)短片、2006《巨響》(Gran Rumore)短片、2005《祖先》(L'Antenato)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