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一甲子之後,民主鞏固之前:流亡圖博社群民主化的漫漫長路
202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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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8

文 : 李芃萱

 

當影片開始,觀眾隨著廷列(Thinley)、尼瑪(Nyima)、以及這對小夫妻的家人,緩緩走在印度山城達蘭薩拉蜿蜒陡峭的街道上時,似乎也跟著他們走進了流亡者的生活之中,陪他們一起經歷生於異鄉的苦樂。

 

 

為何藏人會在達蘭薩拉?為何圖博子民輾轉流落異鄉?

 

 

導演在片中從未點明,但客居他處的氣息,其實飄滿了畫面中每一個角落:從老爸爸與印度人流利往來的印地語(Hindi)對話,一家人侷促居住的空間,一件大衣就扯落一排掛鉤的將就,一同備餐的阿姨講著自己母語能力的流失,以及病痛之中、卻無家人隨侍在側的無奈,都在在地提醒我們,流亡之後,還是流亡。

 

 

 

《流亡之後》劇照 片中主角廷列、尼瑪一家

 

 

 

 

 

圖博的流亡

 

圖博自二十世紀開始,便因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成為列強必爭之地,從北方透過東突厥斯坦(新疆)遙望的俄羅斯,南部隔著喜馬拉雅山的英國(英屬印度),以及東方的清國、和後來陸續建立政權的中華民國(1911)和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無不試圖對圖博投射其權力與控制。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Thupten Gyatso)雖然在1913年發表了《土牛年文告》再次確立圖博獨立的地位。

 

 

但圖博政府在1951年,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脅利誘之下,簽下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俗稱《十七條協議》)。此後,圖博日漸受到中國控制,最後導致1959年3月10日,藏人起義抗暴,遭到中國強力鎮壓,而政教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流亡印度,直至今日。

 

 

 

《流亡之後》劇照 達蘭薩拉

 

 

 

 

建立流亡政府

 

追隨著達賴喇嘛向南逃亡的,是數以萬計的藏人。達賴喇嘛流亡之時,年僅24歲,卻必須對不論是留在境內、或是追隨他到印度、尼泊爾等地定居的人民,負起身為領袖的責任。1959年3月30日,達賴喇嘛到達圖博與印度邊界,踏上噶倫堡(Kalimpong)的土地後,便開始設想如何照顧一同流亡的藏人。

 

 

 

同年4月29日,達賴喇嘛在密蘇里(Mussoorie)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後來改名為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並在隔年遷移至喜馬偕爾邦的山城達蘭薩拉(Dharamsala),從此長居至今。

 

 

在流亡之後,達賴喇嘛不希望重建原本權力集中於僧俗官員和貴族的政府體制,而是參照客居的印度,建立三權分立的制度

 

 

 

因此,在1960年成立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Commission of Tibetan People’s Deputies),並在9月2日宣示就職——此後,9月2日便成為流亡圖博社群的「民主日」,是一個重要的國定假日。在這個立法機構中,分別有來自圖博三區衛藏(U-Tsang)、康區(Dotoe)、安多(Domey)的代表,以及來自四大教派寧瑪(Nyingma)、薩迦(Sakya)、噶舉(Kagyue)與格魯(Gelug)的代表;在1976年後加入圖博傳統宗教苯教(Bonpo)代表;1991年後,因為越來越多藏人移居海外,更逐次加入了歐洲(後改為歐非)、北美(後改為美洲)、東亞與大洋洲的海外席次,從原有的13席,逐步擴張到45個席次。立法機構的現行名稱也在2006年正式改為西藏流亡議會(Tibetan Parliament in Exile)至今。

 

 

 

 

《流亡之後》劇照

 

 

 

 

另一方面,流亡政府在逐漸發展的過程中,也擴張成七個部會:宗教與文化部(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Culture)、內政部(Department of Home)、財政部(Department of Finance)、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安全部(Department of Security)、新聞與外交部(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與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受到噶廈(Kashag,也就是內閣)的管理。在行政權之下亦有選舉委員會、公職委員會、審計辦公室三個獨立機構。

 

 

而綜理整個流亡政府的首長,則是司政(Sikyong,原稱噶倫赤巴Kalon Tripa,首席部長)。有趣的是,在所有的噶倫(Kalon,部長)之中,地位最高的是宗教與文化部部長,在司政出訪或不能視事時,也是由宗教部長代理司政職務。

 

 

 

雖然在一般對民主體制的理解上,是先有制度,再有實際的政治機構。然而,正式的《流亡圖博憲章》(Charter of the Tibetans-in-Exile),卻是遲至1991年才發布與實施。在2001年,《憲章》進行修正,將司政改為全民直選,因此流亡圖博的民主制度,便從三權分立的內閣制,稍微轉向為有雙重民意授權的雙首長制。

 

 

 

在1992年,最高司法委員會(Supreme Justice Commission)成立,三權分立的最後一塊基石確立,圖博流亡政府的架構大致上穩定至今。

 

 

 

 

在這之後最大的改變,則是達賴喇嘛在2011年正式宣佈,將自己的政治權力全面移交給人民直選的政治領導人,司政正式成為流亡圖博社群的政治領袖。

 

 

 

 

《流亡之後》劇照

 

 

 

 

 

 

流亡政府的選舉體制

 

從1960年議會成立以來,流亡圖博人民就持續選舉代表自己的三區議員,出家人依照自身所屬的教派,有多一票選舉教派席次的權利。自2001年開始,人民可以投票直選司政,至今已經歷四次任期,共20年的時間;而在2011年達賴喇嘛尊者轉移政治權力以來,政教合一政府「還政於民」也已經有10年時間。圖博流亡政府五年為一次任期,從2001年至今,人民與政府對於選舉,也已經有過三次實戰經驗。

 

藏人只要年滿18歲,就有選舉權,年滿25歲就能夠被選舉。選舉採登記制,必須拿自己對圖博流亡政府的繳稅證明「綠皮書」(Green Book)去登記,若是中間有欠稅,也要把金額補上才能夠登記。選舉共有兩輪。對議員選舉而言,初選會將每個選區人數不定的候選人範圍,縮小到實際當選人的兩倍;而對司政選舉而言,除非任一候選人拿下超過半數選票,否則便是選出前兩名候選人,進入第二輪選舉。

 

 

然而,做為經歷民主化與政治轉型的台灣人,回過頭看圖博流亡社群的民主發展,多多少少會發現一些和我們原本認知的民主概念不同之處;而在達賴喇嘛尊者卸下政治權力,讓人民在政治上「自力更生」之後,發生過的爭議與困擾,在流亡社會中也沒有少過。

 

 

 

 

《流亡之後》劇照

 

 

 

 

 

 

被賜予的民主

 

雖然圖博流亡社群自1960年起,就持續進行民主選舉;但是在2011年之前,仍然是世襲的達賴喇嘛尊者擔任正式的政治領導人,在他轉移政治權力後,才有正式的民選領袖開始領導流亡圖博社群

 

 

 

 

達賴喇嘛做為過去數百年來領導圖博的政教領袖,在藏傳佛教深深根植於圖博文化的情況下,自然是獲得子民充分的信任。就算是沒有信仰藏傳佛教的外人看來,達賴喇嘛靈童的選拔、和在他親政前嚴格的學術和宗教養成與訓練,也不難理解為何他能夠在年僅24歲的情況下,帶領整個民族經歷大風大浪,到86歲仍然不輟。

 

 

 

然而,正是因為有如此值得信賴的領袖,有不少藏人是沒有欲望、甚至是不想獲得民主的。

 

 

 

甚至在2011年,達賴喇嘛宣佈要轉移政治權力的當下,幾乎整個流亡社群,包含政府、議會和人民,都大力請求尊者收回這個決定,表達想繼續受到達賴喇嘛治理的期望;但在尊者的堅持之下,議會才進行修憲,讓司政成為最高政治領袖。

 

 

 

 

在9月2日的「圖博民主日」,他們紀念的是達賴喇嘛尊者「賜予」(granted)圖博人民民主,對民主的感受,與台灣、或其他威權轉型為民主的國家的人民,要以血淚爭取民主的經驗其實很不相同。

 

 

 

 

《流亡之後》劇照

 

 

 

代表性的矛盾

 

另外,流亡政府所管理的,畢竟是整個圖博民族的一小部分,目前僅有十多萬藏人在境外,行使民主權利,享有自由與人權;而有接近七百萬藏人自1959年便在中共治下,經歷大躍進、飢荒、文革,在中國政府治理下,整個地區受到系統性的剝削和政策上的歧視。

 

 

 

圖博流亡政府的兩大宗旨,一是照顧流亡社群,二則是持續推進圖博自由運動,為境內的同胞發聲。

然而,讓僅僅2%人口所選出的政府,為六百多萬人口代言,會不會有代表性的問題?而民選代表基於選舉需要,會不會傾向於更照顧流亡人民的需求,而無暇顧及境內同胞?這些問題,都曾經在社群內產生辯論,恐怕也是一個暫時無解的大哉問。

 

 

 

《流亡之後》劇照

 

 

多元與團結,孰重孰輕?

 

而在身兼治理與倡議雙重責任的政府身上,更產生了多元與團結兩種價值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在實行民主體制的公民社會之下,只要不侵害他人自由,理論上可以進行各種政策上、價值上的辯論;而在選舉期間,候選人之間本來也就會對政見和現任者的施政表現提出批評指教,甚至是針鋒相對——這大概也是對選舉瘋狂的台灣人民很習慣、甚至頗為投入的行為。

 

 

然而,身在流亡社群,面對中國持續在境內壓迫同胞,面對同胞無數的抗爭、受到鎮壓、自焚……這些實質的憂患,也導致人民對政策攻防與辯論多少有些排斥;而選舉中的惡性競爭,例如互揭瘡疤、檢討候選人的私生活,也會變成中國政府惡意破壞圖博流亡社群民主選舉、進行政治宣傳的材料。

 

 

 

同樣的原因,導致圖博流亡社群中,並不存在實質的政黨政治。目前達蘭薩拉僅有圖博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Tibet)一個政黨,而在這個情況下,此黨在運作上毋寧更像是一個非政府組織。它在2016年的司政選舉中,甚至表態同時支持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與邊巴次仁(Penpa Tsering)兩位司政候選人,這大概是習於藍綠政黨政治的我們有點難理解的。

 

 

 

 

《流亡之後》劇照

 

 

 

 

民主路上,風雨同行

 

流亡圖博社會做為一個新興的民主政體,面對這些嚴峻的挑戰與衝突,看似沈重,一時半刻恐怕也無法產生有效的解方。然而,回顧片中所記錄下的2016年大選,不論老少,就算是不識字的老人家,也積極地行使他們投票的權利;而看今(2021)年的兩輪選舉,就算在深陷疫情危機中的印度,人們仍然努力地完成了大選,已經連任一次的前司政卸下職務,而他在政治場域上壁壘分明的競爭者接棒成為下一任司政,某種程度上,也完成了一次不同陣營之間的輪替。

 

 

民主的養成與鞏固,就算從台灣人解嚴30年的經驗來看,大概也是不斷地練習,在犯錯和補救之間,形成更自由自主、更有彈性的政治文化。或許對圖博流亡社群也是如此,縱然命運對流亡藏人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但他們仍然努力地撐到了今天。或許,在藏人回家的路上,台灣人做為一方盟友,除了是在對抗中國威權擴張的的夥伴,或許也可以在民主鞏固之路上教學相長、結伴同行吧。

 

 

作者 李芃萱

「台大政治系畢業,圖博自由運動工作者,關注圖博、維吾爾、南蒙古、香港、中國等地之人權與政治現況。自2013年開始,從圖博自由運動中汲取倡議的資糧,也望能貢獻台灣人的經驗與支持予圖博的兄弟姐妹。」

 

 

 

【 流亡之後 】 Drifting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出生在北印度的廷列與妻子尼瑪,是流亡圖博第三代,兩人在同一間工廠上班,日子僅是勉強餬口,即將誕生的孩子帶來期盼與挑戰。祖國境外,流亡之後,是否有值得企盼的黎明?

 

公視13 台┃07/8 週四 22:00┃紀錄觀點
網路直播┃https://bit.ly/30PaMj6
公視+免費線上看┃www.ptsplus.tv/ (7/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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