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一生出國兩次。首次出國是在1988年8月，他獲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博士學位後，即受奧斯陸大學東亞系之邀任訪問學者一學期，他從北京飛往挪威的奧斯陸。1988年11月下旬，他再由奧斯陸飛香港，逗留數日後再轉飛夏威夷，1988年12月起在夏威夷大學東亞系任訪問學者，兩個月後，他飛抵紐約，首次踏上美國大陸。我和多位友人去機場接機後，他入住我在紐約市皇后區新華埠法拉盛的租屋，他在紐約共住了逾兩個月。
1980年代的中國，被鄧小平稱為「改革開放」時期，可當時的中國知識圈，幾乎沒有和西方知識界直接互動的可能，所有對西方的了解和認識，主要來自已解禁、大量中譯的西方書籍，同時解禁的還有西方的音樂和藝術，那是我們如飢似渴地吸收一切的年代。
那時還沒有「異議」這詞，我們叫「地下」，官方體系外的地下詩人和藝術家是最早開始與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西方記者、西方貿易商，然後是和西方漢學家和留學生有了冒險往來，我們週末被接入外交公寓、留學生宿舍，它們就是我們的「西方」，「洋沙龍」和地下搖滾樂隊由此興起。曉波那時還在讀碩士、博士，還沒有我們那般離經叛道。
1980年代也是中國知識圈「全盤西化」的年代，歷經長年的全社會封閉窒息後，人們尋找一切機會出國，只要是西方都行，而美國快成了「天堂」的代名詞。而出國的主要方法是留學讀碩士、博士，而劉曉波因在中國以驚世駭俗的文化見解暴得大名，甫獲博士學位即被漢學家邀請出國講學，實為罕見。
1989年2月，劉曉波、貝嶺、江河在劉曉波暫住的紐約皇后區法拉盛寓所客廳 。
而紐約，是我們心目中的西方文化藝術中心。當年一抵達紐約，我們首先是和早些年抵美的中國及港、台居美知識分子、藝術家、作家頻繁互動，在紐約的中、港、台華人知識圈，早已不分政治背景，聚焦在中國，形成巨大的關注氛圍。我記得當時往來密切的臺、港文化人有《美洲時報週刊》總編輯杜念中（在北京就認識，後介紹給曉波）、紐約華人電台總經理鄭心元（我在他家食宿三個月）、紐約華人作家董鼎山、張北海、叢甦、北美華僑日報副刊主編王渝等。
我們在才結識的華人知識圈友人家借宿或租個房間（實在是窮），便一頭扎進中文書店和圖書館，如飢似渴地閱讀台灣和香港出版的報刊，享受沒有恐懼的視覺自由。當年，哥大文學教授夏志清、學者唐德剛、作家木心各有自己的文史圈，我和同期來美、在中國被稱為「朦朧詩」代表性詩人的江河過從密切。紐約更是初到美國的中國藝術家的聚集地，艾未未、袁運生、陳丹青、何多苓、翟永明（夫婦）、毛栗子、徐冰、嚴力、張偉、馬克魯等均在此長居過。
紐約是美國文化及藝術的中心，然而，對當時抵美不久的中國知識人來說，因不能說流利的英語，西方知識界仍只是西方漢學界，我們跟美國主流知識界和美國文化人仍沒有可能深入互動，需透過漢學家的翻譯經由研討會打有限的交道。
1989年是中國政治變化最為迅猛的一年，1989年4月之前，中國已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臨界點。
我還記得，自1989年1月起，中國國內先有著名的天文學家方勵之教授致鄧小平的公開信，要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建國四十年之際特赦所有政治犯和開始政治體制改革。
接著，中國知識界共三十三人聯署致中國政府的公開信，訴諸同樣的政治訴求，要求特赦魏京生等所有的政治犯。
在美國的華人知識界隨之響應，抵美不久的我，起草並和多位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的青年學者發起了旅美華人知識分子致中國政府的公開信聯署活動，呼籲中國政府以釋放魏京生等所有的政治犯，施行政治體制改革來迎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週年。
公開信透過收集的電話號碼，一一致電徵集聯署，引起整個留美華人知識分子的關注，有逾千位留學生、居美的中、港、台華人知識分子公開聯署，這一切，亦成為89學運的重要序幕。然那時的公開信簽署者，因受到蘇共總書記、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在蘇聯開啟巨大政治變革的激勵，這些信件都是在呼應前蘇聯和東歐的民主化浪潮，那時，東歐的情況使我們相信中國的民主化是可能的。
我們對鄧小平及中共開明領導人趙紫陽、胡啟立們抱著期待，更相信被罷黜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能夠東山再起，認為中國政府會在民意和國際壓力下，以特赦所有政治犯之歷史性舉措，打開政治體制改革之門，蘇聯的變革正是世界的焦點和參照。
那時刻，遠在夏威夷大學講學的劉曉波都看在眼裡，他似乎對此不以為然。
他先於1988年11月在香港的《解放月報》發表了長文〈混世魔王毛澤東〉，深刻剖析了毛澤東的流氓天性及惡魔本性，指出了他發動的毛式文化革命及他左右的共產黨所呈現的反人類及反文明性。
1989年4月22日, 劉曉波在美國最大的華文報紙「世界日報」以一整版的篇幅發表了長文：〈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 予我們這些上書呼籲式知識份子對胡耀邦的過分美化和對中國共產黨啟動政治改革的幻想當頭棒喝。
正逢其時，1989年2月，劉曉波來到紐約入住我那時租住的台灣小說家陳映真前女友裴小姐位於法拉盛的公寓，其住家客廳成為我們日以繼夜地討論中國政治變革的聚會場地。
1989年4月，因悼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89學運爆發，在紐約的劉曉波、胡平、陳軍、江河、于大海等人及我，敏銳地感到中國歷史性的政治改革時機正在到來，必須直接向中國大學生建言，共有十位旅美知識分子聯名發表了〈改革建言〉。當天晚上，〈改革建言〉就被人以大字報的方式貼在了學運發源地──北京大學校園內的三角地公告區。〈改革建言〉直接了當地要求中國政府把學生運動提出的訴求作為中國社會民主化的契機，希望學生運動應把對胡耀邦前總書記的悼念和要求政治改革聯接起來。
在1989年，這是最早公開支持學生運動並予以引導的知識分子群體，這十個人後來被中國政府通過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指控為「煽動89學運的黑手」，而劉曉波正是在此指控後回到中國。
那是一個特殊的時期，是充滿政治變革想像力的時代，當時，我們對中共及中國政府的看法絕非像今天這樣。在巨大的興奮中，海外知識圈和北京的知識界漸漸有了緊密的聯系，因為前東歐的變化、戈巴契夫對蘇聯黨國體制大幅度的變革和新思維理念，使我們懷抱著希望，希望中國也因此可以產生變化，覺得一個千載難逢的時機已經到來。
在那特別的情況下，中國的留學生、博士生和港台知識分子及像我這樣的作家、藝術家對中國的現實政治多有討論並投入政治，我和胡平等海外反對運動（民運）領袖成為好友和同志。
1980年代末，海外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資訊來源還包括三份重要的華人報紙：華僑日報、中報和世界日報，以及以下幾份中文刊物：香港的《九十年代》（原《七十年代》）月刊、《爭鳴》、《解放》月刊、《明報月刊》，紐約出版的《美洲時報週刋》、《探索》雜誌。
我曾在寫於1989年6月下旬的〈別無選擇——記1989年前後的劉曉波〉這一悲憤和回憶之作中這樣描述劉曉波決定回國前的心理︰
「四月的紐約，他打來電話，說他決心已下，後天就要啟程返國，為了不讓自己再猶豫，他索性買了不能更改日期的機票。我放下電話，立即趕到他的住處，見到他的第一句話是：「曉波，我為你驕傲。你先走，我隨後就到。」
此時的他，一掃前些日子的迷惘，有一種罕有的平靜，他有些結巴地說：「貝嶺，咱…咱們這時不…不能只待在紐約，我們此生不都是在為這一時刻做準備嗎？」
那些日子，我們日夜守在電視前，看著成千上萬年輕、熱血的大學生走上街頭，在為共和國的明天而呼號，他們如此真誠，我們不應只在紐約興奮、流淚、激動，我們應該回去，和北京在一起，和學生們在一起。
他離開紐約時，我曾為他擔憂，認為他這個時候回去，會被當局以為他是美國來的「黑手」，有政治企圖。當時曉波曾聲明：我回去是履行作為大學教師的職責，我在美國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我在文章裡強調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與不依附任何政治團體，強調民主的程序化與非暴力原則，況且，我的性格也難容於任何政治組織。」
胡平亦曾回憶道︰「北京學運如火如荼，曉波越來越坐不住了。他提出要回國參加運動。有人擔心，因為曉波在海外和「反動組織」打得火熱，會不會一回去就給抓起來。我認為不會，曉波也認為不會。於是，我們替曉波買了機票，四月二十六日乘飛機返回中國。」
89學運初期，在紐約的中國知識份子差不多每天都邊聚會邊看89學運的新聞報導，並且運作著先後返國參加學運，可是每當討論到哪天、誰應該盡早回去時，每個人都有猶豫和躲閃，原因無它，就是恐懼，害怕回去有被捕的危險。儘管現在想來這些危險並不是多麼可怕，可是我們這十位已發表了〈改革建言〉公開信的人既已公開了我們的政治異見，在中國國內風聲鶴唳的狀況下，回中國就要有面對牢獄之災的心理準備。
開車送他劉曉波到紐約肯尼迪機場返國的是《美洲時報週刊》總編輯杜念中，他先到法拉盛接上我，再來到胡平家接上曉波，當時，他送給曉波兩套美國著名學者、非暴力政治學專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的英文著作。
那天，劉曉波穿著牛皮黑夾克、牛仔褲，仍叼著香菸，看得出隻身回國的沉重。對我而言，他或看不上海外這些不敢回去者的怯懦，他和我們告別，走向出境關口。」
天安門廣場四君子，由右至左分別是：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他們以絕食行動呼籲政府和學生重新對話，反對武力鎮壓。
1987年，我在北京劉霞的家中認識了作為文學批評家的劉曉波，當時的他，才因尖銳的思辯和對中國傳統文化不妥協的批判大名鼎鼎。他一旦上口，便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是個激烈的思想者。
我在〈別無選擇——記1989年前後的劉曉波〉亦曾這樣描述他︰
「我試著用盡可能平和的筆調去描述他，因為他是個有血有肉的人，一個慾念一致的人，一個正在行動卻又沉緬於激烈思考的人。有些人入獄了，留下的是事蹟和見解，相貌和性格卻越來越模糊。而他，一個極具見解的人，在入獄後，卻留下太多的個性、故事、氣息，還有使我莫名清靜的悵然，一種輕鬆之後並不輕鬆的回憶。」
後來，他投身政治反對運動後，性格有了大變化，是他對自已強制的自我要求的結果。
「政治野心」這個說法太言之鑿鑿了，說者的結論需要論據。或者，需要有劉曉波的自我表述佐證。而廣義的「野心」，不是政治的，則在我們那代人中不乏，如寫出偉大作品，成為杰出的藝術家…..。
我在2011年寫就的《犧牲自由──劉曉波傳》（德譯本，德国Riva出版社，2011）前言中，曾這樣描述劉曉波的特質：「野性和野心，加上知識分子的知性，塑成了今天的劉曉波。」而對此的解讀，貫穿全書。
對於六四亡靈的永遠的欠疚感，是他放棄再次出國或流亡、移居海外的主要原因。
1989年4月26日他飛返北京時，他還是有一條可能的退路，即他還有一紙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學者的邀請函，理論上，他可以以此函隨時申請赴美簽證，這從他在八九民運的天安門廣場期間，中國護照一直帶在身上為證。他知道他在紐約的所做寫給他帶來的危險，這是重要的心理寄託，或退路。然而，人生之弔詭在於，在戒嚴部隊於6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清場前，劉曉波隨身攜帶的一個小包和護照因他為了救護數千名廣場學生而忘在在廣場的抗議學生帳篷內，他曾試圖尋回，可已無蹤。個人的歷史，也在1989年6月4日的此刻拐了個彎。
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他仍在獄中，獎頒給了一張空椅子
劉曉波在法庭庭審結束前的被告最後陳述時間中，宣讀了他那篇後來在海外中國反對運動中引起廣泛爭議的答辯辭〈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其中最重要的是「我沒有敵人」的理念。這篇在囚禁己逾一年，完全失去自由，甚至沒有了閱讀可能下寫就的答辯辭，替代成為了他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獲獎演說，若細讀其中這段陳述，或可從中找到他從投入89民運起一貫的思想脈絡：
「20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20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然而，這只是劉曉波的堅持，或者說，是提名人哈維爾和諾貝爾和平奬評委會對此的高度認可。這是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奬頒給劉曉波的主要原因。無人可以用「我沒有敵人」這一抽象說辭或信念來捆綁、要求世人或中國的反對運動（民運）遵循。對此的質疑和反對，有其充分的原因和各自的理由，我們也要予以高度的尊重和理解，如同我們對於被囚至死的劉曉波及他一生未變的政治理念予以的理解和哀輓。
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七十年的歷史上，有著無數更令人難以想像的殘酷情景。1968年4月29日，林昭以「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罪、反革命罪」在上海被處決。1970年3月5日，寫下〈出身論〉等文章的遇羅克在北京被處決。1975年4月4日，被割斷喉管的政治犯張志新在沈陽被處決。1977年4月27日，年輕的思想家王申酉在上海被處死。
還有累計坐牢達18年的魏京生，累計坐牢達16年的徐文立，累計坐牢近三十年的秦永敏。還有仍被秘密關押，因被毆打、雞奸，相貌已不忍目睹的維權律師高智晟。
這只是現代中國無盡的政治受難者行列中，少數幾個被世人記住的名字。絕大部份的受難者生來死去，沒沒無聞。想想成千上萬僅僅因練功而入獄，因信仰而遭受酷刑的法輪功學員吧。
因為獲得了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已是這一行列中最受世界注目者。更因為他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被囚至死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也成為了現代中國反抗專制統治歷史中最重要的象徵。
這是劉曉波34歲後深切的自省，也是他之後永遠的十字架，他選擇扛起，以此為命，這是沉重的道德重負。
從另一意義上，不止是他，1989年的六四，也改變了不止一代的參與者和見證人的人生，「六四情結」意味著人生的巨大改變，沒有六四，我們會這麼早或一直和中共「過不去」、不屈地對抗和反抗嗎？會流亡，或歸來又再流亡嗎？會承受和家人、親人、友人、愛人生離死別，永難踏上故土的不幸嗎？痛定思痛，「碎片之後又誕生了一個新的他」的，也包括了幸存的我們。
然而，劉曉波則以被囚至死，為六四亡靈爭得了普世的關注和歷史的巨碑。
相較於十年前中國年輕人對六四的幾乎無知，近十年來，因為新媒體的普及及出國旅行，中國的年輕人已漸多知道1989年發生了什麼？六四又意味著什麼？ 只是，他們不了解細節。新世代需要通過閱讀、影像和見證來了解發生的起因和屠殺的細節。89民運三十年來，親歷者、真相的記錄者和真相挖掘者如封從德、吳仁華、廖亦武、孟浪（已逝）、林慕蓮（Louisa Lim）等年復一年的努力，讓六四歷史成書成影成見證，其意義是對抗淡忘，不被遺忘。
世人也看到了由香港支援大陸民主運動聯合會在每年六四期間所舉辦的在香港六四燭光紀念晚會，那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六四悼念活動。是喚起集體記憶的最重要象徵。今年此刻，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重現的1989年北京長安街上隻身阻擋坦克的巨型藝術模型和「中正廟」內的「六四紀念展」，也是這個集體記憶存在的重要象徵。
然而，我更想強調，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大屠殺發生過多次，反抗和為民主流血也不只有1989或六四，那也是國族記憶的一部份。歷史是延續性的，作為作家、歷史學家和記憶工作者，其使命還包括了探究複雜的真相，讓歷史不被簡化。
這正是我們－「同時代人」（孟浪語）生命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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