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冬夜，王淇政被女友約到大橋談判分手，女友卻於期間墜橋身亡，王淇政請朋友洪世緯幫忙叫救護車，女友雙親卻反控他們涉嫌殺人。檢察官因查無事證並未起訴兩人，直到一卷翻供錄音帶出現，目擊證人推翻原先證詞，改稱兩人將女子丟到橋下，兩人因此遭起訴判刑入獄。     王淇政母親萬念俱灰，篤信生死輪迴觀的她深信兒子與女子的牽連來自累世因果，否則兒子不可能因為沒做的事被關。她勤做善事、四處誦經為得是把福報迴向給兒子與死者，來世兒子不要再當她的小孩了，她認為一定是她的關係連累到孩子身上。 十幾年後，冤獄平反協會認為本案除了證人的翻供外，沒有其它證據顯示女子墜橋是兩人所為，決定展開救援。面對無可回復的現場、晦暗不明的疑點，科學與司法該如何相互辯證？ 本片紀錄因十多年前命案而受牽連的兩個家庭，呈現生命困境中的苦痛、堅韌及信念。

2016年，鄭性澤走出死牢，成為台灣司法史上第一位由檢察官提起再審的死刑犯。十四年的關押，徹底抹殺了他的社會存在，辦身分證、買新衣服、努力工作，是他找回自己的第一步。在案件重新審理的漫長過程中，他遇見了許多人、經歷了許多事，把自己一片一片地拼回來。 一年多的審理過去，再審最終宣判他無罪，司法還了他清白，可是他仍一直掛念著當年他被刑求後、戴著腳鐐被警察押到殯儀館為殉職員警上香時遇到的那個孩子，他忘不了那個孩子看他時的情景，那個認為他是殺父兇手的眼神。 算一算，那個孩子應該已經長大成人了，應該也有個工作了，不知道現在過得好不好？即便過去這麼多年了，可是一切真的隨著無罪定讞過去了嗎？如果可以，他想跟那個孩子見個面，從此忘記彼此。  導演的話：一部紀錄片可以做什麼？是提供答案？還是提出問題？是讓對話開始？還是讓對話結束？台灣社會對於死刑存廢一直有一種主流論述是說「如果廢除死刑，要怎麼安慰被害者家屬？」可是如果反過來想，難道執行死刑就能幫助被害者家屬嗎？它應該是一整個支持系統，而不是只有死刑。但是執政者喜歡死刑，有了死刑就不用去做被害者家屬支持系統；民眾喜歡死刑，有了死刑就以為照顧了被害者家屬，可以讓自己安心。本片藉由死刑受冤者鄭性澤來對死刑制度提出質疑，他的親身經歷叩問著執政者對死刑犯的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