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用貢獻和醫學數據去釐定一個病人是否獲得藥物？生存權利為甚麼一定要談及經濟效益？為什麼你們要抹殺我的生存機會呢？」 香港作為全球十大富有城市之一，財政儲備近年達過萬億，但仍有人因「有藥沒錢醫」無奈等死的情況出現。香港遲遲未為罕見病定義，令罕病被排除於醫療系統支援網外。直至2017年一位患結節性硬化症的單親媽媽在立法會哭訴不甘心後逝世，引來社會熱烈討論，政府始納入新藥，但患者腎臟腫瘤必須大於「 3cm」才可申請資助用藥。3CM，一個微不足道的距離，卻是結節性硬化症病人生死存亡的指標。電影追隨兩個截然不同的患病家庭，由病人生存權利開始，探索到社會公共利益，紀錄著一群彷彿被社會遺棄的罕見病人，如何在社會眾多各種的訴求之中，爭取關注，爭取多活一天的或許權利。但原來人的價值始終有高低之分，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無奈地只能淪為一堆數字，個值得救，四個字「成本效益」，早在他們出生的那天已有定案。

「長命百歲」是否必然幸福？孝與不孝如何界定？離與留又該如何取捨？ 紀錄片《伴生》娓娓道來兩代人對「生與死」價值觀的差異和矛盾。有人因不忍父親飽受病魔折磨及喪妻之苦，而祈求父親能早歸天家；有人因長期照顧患病父母而心生壓力，渴望開展自己生活；有人因母親健康急轉直下反而重建分隔多年的關係。一生建構的種種連結，伴隨死亡，是否能瞬間化為煙霞？     導演的話：啓發我拍攝《伴生》的原因，其實並不崇高。當時只是在成長過程中，累積了一些關於生死的經驗，於是假想自己從這個年紀去看生命，到底會看見甚麼風景。結果，接下來的兩年，伴隨著故事中的家人進出老人院、醫院、甚至靈堂，很多預料之外所發生的事，也一一記錄了下來。於是，自己不禁會想，這些事情拍下來會對他們有幫助嗎？記得松哥臨終前對我說：「你要好好努力。」那一刻，我非常羞慚。最後，我要感謝攝影師擁有一個強大的心臟，總是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感謝三個家庭對拍攝的付出，你們願意對觀眾分享的胸襟，我們團隊感到無言感激。這兩年所看見的風景，不多不少；原來在我們苦苦追溯生命的背後，其實同樣有一種東西伴隨生命而來，是「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