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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嶺:我們別無選擇 ——記1989年的劉曉波
2019.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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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31

1989年2月,劉曉波、貝嶺、江河在劉曉波暫住的紐約皇后區法拉盛寓所客廳 。

 

 

文:貝嶺

 

我試着用盡可能平和的筆調去描述他,因為他太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一個欲念一致的人,一個行動者,又沉緬於激烈思考的人,許多人入獄了,留下的是他的見解,還有越來越乾燥的相貌,而他,一個極具見解的人,在他入獄之際,却留下了太多的個性、故事,氣息,還有使我產生莫名清靜的悵然,一種輕鬆之後並不輕鬆的回憶。

 

 

 

 

這就是劉曉波,我的好友曉波。他是一個人物,一個永遠的躁動機,他在我的房內不停地走動,嘴叼香烟,一隻手不自覺地搓着胸前的泥,臉上常溢著最憨的表情,問我生活中樸實的問題,這時,我便開始被他折磨,面露煩躁地應付他,開始進入他的程序,我要在他結結巴巴的提問中發展我的陰郁,或者,我要誘使他滔滔不絕,問他一些形而上的問題,你和他在一起就別想休息,你要順着他的思路往前遞進,時而,他和你大談康德,時而,他又跳到卡繆,他常常自說自話地唸着加繆在《西西弗斯神話》中的開場白:「我沒有見過為本體論而死的人。」

 

 

 

他甚至告訴你,他在北京的家裏對着妻子、兒子和牆壁朗誦他喜愛的西方哲學或文學名著的情景,他說他曾經朗誦過三遍馬奎斯的《百年孤寂》,並使得你不得不相信他也把叔本華枯燥的哲學著作《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也朗讀了三遍。

 

 

1989年2月的紐約,劉曉波和貝嶺在蘇哲安母親的曼哈頓區畫室 (照片提供者 貝嶺)

 

 

 

在北京,他說我「整天騎著車子亂竄」,我則反譏他「整天騎着車子亂侃」。一次,我有心讓他與詩人多多對談,我請一位正要去北師大看他的朋友給他帶了一個條子,請他務必於某日某時在某地見面,而且不見不散。他竟然真騎着車子來了,他見到多多愣了一下,顯然,他知道我的用意,果不出所料,他們一坐下,多多就給他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從對一大堆書的見解,到對一大串名人的看法,曉波從容侃來,一一作答,我們都以西方知識分子和他們的作品作參照系,他猛烈抨擊當代中國知識界代表人物著作的膚淺與我們每個人在人格上的扭曲,幾個小時的對侃下來,面對現實,我們都處在一種莫名的沮喪中。

 

 

 

當年,曉波被戲稱為「黑馬」。他先以惊世駭俗的批判鋒芒震驚中國官方文學界,之後再以不薄的西方古典哲學功力搗入缺少思想的體制內思想界,形成持續的「劉曉波震撼」「劉曉波現象」,仍至於京城的個體書攤上,劉曉波的哲學思考著作《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要以幾倍於原書價的價格,還要搭上幾本滯銷書才能買到。

 

 

劉曉波

 

 

 

四月的紐約,他打來電話,說他後天就要啟程返國,為了不讓自己再猶豫,他已買好了不能更改日期的機票。放下電話後,我趕到他的住處,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曉波,我為你的決定驕傲。你先走,我隨後就到。」

 

 

 

我發現他此時的眼神一掃往日的迷惘,有一種罕有的寧靜,

他有些結巴地說:「貝嶺,咱們這時不能待在紐約,我們一生不都是在為這個時刻做著準備嗎。」

 

 

 

那些天,我們每天都坐在電視螢幕前,看到那些年輕、單純的學生走向街頭,在為幻想中共和國的明天而奮鬥,你看他們如此真誠,如此地堅定有序,如此地和平,我們不能只在彼岸興奮地流淚、激動,我們都在大學教書,我們必須回去,和北京在一起,和學生們在一起。

 

 

終於,曉波走了,義無反顧地走了,我們曾談過,他為可以想像的一切做好了精神準備,他想到了坐牢,想到了將要度過漫長的鐵窗生活,甚至想像到了烤打,想像到對一個知識人尊嚴的無盡汙辱。

 

可曉波不會想像到政府會對和平的學生開槍,會用坦克和裝甲車輾過人的軀體。

善良的人們誰又可能有如此殘忍的想像呢?

 

 

 

劉曉波64後

 

 

就我所知,一九八九年六月底的一個清晨或者黑夜,曉波走出了短暫躲藏的澳大利亞外交官、小說家周思(Nicholas Jose)家,他不願意做一個倖存者,他不願意在目睹了如此多的死亡、逮捕與厄運之後,不和他的學生們站在一起,因為他堅信他做的一切都是光明與磊落的,因為他堅信自己作為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良知與人格。記得他臨別紐約時,曾有朋友為他擔憂,以為他這個時候回去,會被當局認為他是美國回來的「黑手」,甚至負有哪個海外政治組織的使命。

 

 

當時曉波憤怒地聲明:我回去首先是履行自己作為中國大學教師的職責,我在紐約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我在所有的文章裏強調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與不依附於任何政治團體的超然性,強調民主的程序化與非暴力原則,況且我這種性格不能見容於任何政治與非政治組織,如果有人造這樣的謠或做這樣的猜測,不需要任何人為我做解釋。我也不會回答任何人或當局提出的這類問題。

 

 

 

曉波走了,他坦然的走出房間,以面對黑暗,他用行為為他的思想與理論做出了如此統一的答案。他寫過五本書,發表過許多文章,做過無數的演講,他結結巴巴却又口若懸河,他有足夠的偏激,他的論戰性風格常常使被批評者感到缺乏平和與客觀,他不留情面的處事方式與不妥協的批判精神常常讓人難堪,他聽到了太多對他的議論却又不以為然。總之,按照世俗的標準,他有太多的缺點,他獨特的性格恰恰從反面印證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極其缺乏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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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歡溫和,却又無法容忍平庸的溫和,他強調個體也不懼孤立,可他在生活中又如此地需要朋友。本質上,他是一個極易相處的人,他充分意識到人性的複雜,却又渴望單純,他喜歡說出真話而又不掩飾人性的弱點,他的見解接近最真實的本體,却又從不以真實的代言人自居,總之,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你越熟悉他,就越能感受到生命那本能的氣息,就越發感覺到在幾千年「道德」壓迫下中國知識分子的蒼白與缺乏個性。

 

 

一個真實的人入獄了,那可能的危機正聚集在他的頭上。

 

 

曉波真的回國了,而我,却因恐懼,而苟活在自由的美國土地上,我曾可能和他一樣做出相同的抉擇,我們年齡相仿,並曾相約一起回到祖國,如今,我們有了如此大的差別,我自責難當。

 

我們別無選擇。那些青春的血,那些亡靈,那些深陷囹圄的朋友、學生,還有曉波的入獄,都制約着我的生活,我的筆,我的行為。

 

那是家鄉,那是我成長並經歷苦難的北京,那裡的人民直爽、善良,只要我一日自由,北京和北京的朋友、曉波、周舵等許多被捕的人們就是我的魂所繫、夢所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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