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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季辛吉:正義還是邪惡? 十位重量級史學家評論這位爭議政治家的功與過
2020.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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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8

出處:《政治人雜誌》(POLITICO MAGAZINE) 2015年10月10日
原文:Henry Kissinger: Good or Evil?

 

當上一期的《政治人雜誌》刊登了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著的《季辛吉 1923-1968 理想主義者》一書的書摘後,隨即引發了人們對於這位推動20世紀歷史的爭議政治人物廣泛的討論。究竟亨利季辛吉是一位以國家利益為最高考量的「現實主義者」;還是如同弗格森所言,是一位被誤解的「理想主義者」呢?

 

 

這本書的問世,除了激起了一波關於季辛吉是否是理想主義者的辯論,也讓人重新思索,他過去的作為是否值得華盛頓和國際社會持續不斷的讚揚?

 

 

《政治人雜誌》決定請來十位頂尖的歷史學家及熟悉季辛吉的專家,來重新評價這位備受爭議的政治人物,他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造成的深遠影響。他夠格被稱為美國最偉大的政治家,有能力為遠大的目標作出明智的犧牲嗎?他是否該為以國家安全為名,所做出輕率冷酷的決策,而導致持續不斷的戰爭,和殘害人類的罪行負責?季辛吉僅僅只是一個被高估的外交官嗎?他難道沒有提出比其他同時期冷戰知識份子更獨特的創見嗎?到底季辛吉代表的,是正義還是邪惡的一方呢?這些歷史學家們有話要說。

 

 

 

 

季辛吉是有史以來最壞的人。」

-尼可拉斯湯普森 (Nicholas Thompson),《紐約客》雜誌編輯,著有《鷹與鴿子:保羅尼采、喬治肯楠和冷戰史》。

 

 

季辛吉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人之一,他操縱同僚和國家,為了喪心病狂的個人博弈理論,捏造了核戰爭的開端。他無情地犯下了多起國際罪行。他的思想成為美國戰略的核心,認為其謀略最終能使世界受益。他的中國政策成為美國冷戰時期的一項成就。他也許該被授予榮譽勳章,但勳章上的刻的圖像應該是一個人皺著眉,拿著刀。亨利季辛吉的成功,也是美國的成功,但是唯有當他的卑鄙也一同被提及時,他才能夠被稱為理想主義者。

 

 

 

只能說,他在外交方面具有開創性。」

-孟捷慕(James Mann),著有《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現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常駐學者。

 

 

對我而言,聲稱季辛吉是一位理想主義者這樣的主張,是荒誕無稽的。在他擔任公職期間,他完全沉迷於現實主義。

 

如果要稱讚他的話,只能說,他在外交上的開創性,動搖了世界既有的模式和關係。季辛吉與(小布希內閣中的著名鷹派代表人物之一)唐納倫斯斐(Donald Rumsfeld)一樣,是華府最善權術的少數核心官僚之一。他最一貫的特質是盡一切所能掌握最高的權力及控制權,將功勞都攬在自己身上,但是他的光芒一旦被被近距離審視,就會完全熄滅。例如,美國的中國計劃(The China Initiative)始於尼克森,而非季辛吉;而季辛吉則在後來被披露,他隱瞞了一系列對中國所做的讓步。總體而言,他是一名被過度高估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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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不特別原創,也不大膽。」

-馬里奧德佩羅(Mario Del Pero),巴黎政治學院國際史教授,著有《乖僻的現實主義者:亨利季辛吉與美國外交政策的形成》。

 

 

 

我認為季辛吉是美國1950年代典型的冷戰知識分子。一旦從他的文章中刪除了那些他經常使用的,故意不透明且令人費解的字句,他其實一點都不原創,也不大膽,這些字句也許只是為了粉飾他原來其實非常保守的思維。 他樂於代表一絲不苟的現實主義思想家,來教導天真的理想主義美國人,告訴他們國際政治的舞台是如何地殘酷。1968年後的美國人很吃這一套,因為他似乎提供了讓美軍撤出越南的合理藉口,最終讓美國以民主、現代化和發展為名,結束了這場唐吉軻德式的現代十字軍東征。

 

 

他是一位戰爭罪犯嗎?如果根據一些批評家運用在季辛吉身上的指控標準來看,恐怕1945年以後許多美國政治家都可能被控犯下了「反人類罪行」。(也許這樣的指控也同樣適用在當代許多大國的領導人身上。)從過去的檔案記錄來看,季辛吉在任職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期間,經常顯得過分簡化,二元化,甚至是無知的。儘管他經常宣揚現實主義,但其實他更傾向於固守國際間零和遊戲的教條。簡而言之,他既不是戰爭罪犯,也稱不上是博大精深的思想家。他很少挑戰當代知識分子的主流思潮,因為這意味著必須挑戰當權者,時至今日,他也一直不願意這樣做。在進入內閣時,他展現出了某種知性上的怠惰,儘管世界局勢有其難言的複雜性,他仍傾向於只用黑白二元對立的方式來應對。

 

 

 

季辛吉的現實主義更適用於今日的外交局勢。」

-華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亞斯本研究院執行長,著有《季辛吉傳》。

 

 

我認為尼爾弗格森的著作很有價值,他運用了修正主義觀點(revisionist perspective)深入研究了季辛吉。一層又一層不同筆觸的描繪,會讓歷史的輪廓逐漸清晰。不過我個人認為,當季辛吉掌權後,他的行為更像是一名古典現實主義者(尼爾的書第二章其實也反映出了這一點,很有趣)。季辛吉不帶感情地衡量國家利益,並巧妙地平衡俄羅斯與中國的關係。我認為他的作為並不適合當時美國的社會氛圍,也為新保守派和左派都帶來麻煩。但我相信季辛吉的現實主義,其實更適用於今日我們所談論的外交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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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辛吉的政策不僅存在道德缺陷,他的冷戰策略也是災難性的。」

-蓋瑞貝斯(Gary Bass),普林斯頓大學政治與國際事務學系教授,著有《沾滿鮮血的電報:尼克森、季辛吉和被遺忘的種族滅絕》。

 

 

這世界上有幾個關鍵的地區,對於季辛吉的看法是一面倒的,在南亞的印度和孟加拉人心中:他是一個極端殘酷無情的人。他們不會忘記,在1971年東巴基斯坦的血腥鎮壓中,季辛吉和尼克森仍然堅定支持巴基斯坦的軍事獨裁政權,迫使一千萬名孟加拉難民逃往印度。

 

 

在這場冷戰時期最嚴重的暴行之中,巴基斯坦軍政府罔顧民主選舉的結果,殘殺了許多孟加拉人,尤其針對在孟加拉佔少數的印度教徒。(現今孟加拉人口為世界前八大,超過俄羅斯及日本,是一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在南亞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在白宮解密的錄音中,季辛吉輕蔑地嘲笑那些「為垂死的孟加拉人流血的美國人」

 

 

季辛吉對南亞的無知,他個人情緒上的誤判,以及他煽動尼克森對印度人的種族歧視,使得1971年的行動蒙上了陰影。季辛吉的政策不僅存在道德缺陷,而且作為冷戰策略也是災難性的。如同部分美國官員預先提出的警告一樣,支持巴基斯坦的鎮壓行動,將導致徒勞無功的內戰。而印度援助孟加拉游擊隊,背後支持者正是蘇聯,這也為印度以人道理由,出兵將巴基斯坦一分為二創造了條件。

 

對美國來說,這是冷戰策略的失敗,卻是蘇聯冷戰策略的成功。而且別忘了,季辛吉在1971年12月,印巴戰爭期間,明知違反美國武器禁運法案,卻允許將秘密武器送往巴基斯坦,無視白宮幕僚、國務院和五角大廈的警告,在錄音中,季辛吉當時明確說了:「雖然這樣違反我們的法律」,但他仍慫恿尼克森這麼做。這一系列無法無天的醜聞,最終在水門案爆發後曝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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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辛吉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被高估的公眾人物。」

-大衛格林伯格 (David Greenberg),羅格斯大學歷史、新聞和媒體研究教授,著有《尼克森的影子:照片的歷史》。

 

 

季辛吉可能是我們時代最被高估的公眾人物。首先是一些不熟悉內情的外交人員,他們誤以為季辛吉是尼克森外交成就幕後的籌劃者,事實上「聯中制蘇」是尼克森本人一直以來的主張,尼克森才是大戰略家,季辛吉僅是執行他的戰術。(然而尼克森的成就已被非必要拖延越戰所抵消。)

 

 

其次,季辛吉也被華府和國外獨裁政府高估了,人們誤以為他懷有什麼偉大情操。事實上,他大部分的想法都是相當傳統的,他的理念從未在學術界產生過重大影響,在外交政策上,他也經常只是順應共和黨的潮流,當他勸阻布希不要從伊拉克撤軍時説:「一旦開始撤軍,就會像吃鹽炒花生一樣上癮。」轉眼又出現在查理羅斯(Charlie Rose)脫口秀上討論世界盃。

 

 

最後,季辛吉也被他的極左翼政敵們高估了,他們因為不認同他所做的外交決策,在他身上貼上「戰犯」等尖銳不合宜的標籤。雖然尼克森和季辛吉所做的許多外交決策,都應該受到嚴厲譴責,但若要以此將他歸類為希特勒或米洛塞維奇,就有點淪為青少年般的義氣用事了。

 

 

季辛吉犯下最嚴重的罪行,無疑是他在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針對他對水門案的涉入程度做了偽證。尤其是他授權對記者和政府官員進行違法竊聽。水門案是本世紀最大的醜聞,而季辛吉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才是歷史最該銘記的。

 

 

 

 

 

季辛吉作為政治家的功績,應該是毀譽參半。」

-雷德里克·羅格瓦爾(Fredrik Logevall),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事務教授,著有《戰爭的餘燼:法蘭西殖民帝國的滅亡及美國對越南的干預》。

 

 

季辛吉先是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然後又任國務卿,他了解到美國的外交政策應著重在世界強權間的權力平衡,他也向他的上司尼克森分享了宏觀思考美國在世界上所佔位置的眼界。而他也取得了一些外交上的成就,特別是在奇蹟的1972年,於北京和莫斯科與兩國首腦舉行高峰會議,初步達成和平解決越戰的共識。季辛吉擁有自嘲的幽默感,加上濃厚的德國口音和緩慢語調,似乎使他的談話增加了權威感,他擅長在媒體前為政府的政策爭取支持

 

 

然而尼克森和季辛吉在外交政策中所謂的「大外交」(Grand Design),其實並不像他們的擁護者所宣稱的那樣偉大及創新。

 

甘迺迪和詹森政府,在美中關係的緩和開放,其實已經奠下重要基礎。而對於越南,雖然這兩人是長期鷹派,他們執政後,卻比詹森政府展現了更積極要「光榮」退出越戰的決心,也就是希望能夠保留獨立的、未被赤化的南越,如果沒辦法的話,至少要撐到1972年大選之前。

 

 

季辛吉執政的顯著特徵是他的施政經常是以國內利益及影響為優先考量。當然,他對外不會承認這點,他還是會宣稱,美國的外交政策一直是以雙邊國家利益為考量。但內部機密紀錄清楚顯示了,季辛吉和尼克森總是從國內政治的角度看待外交政策選擇。他們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充滿信心,經常在外交政策中玩弄政治手腕,並常常造成有害的後果。(正如季辛吉經常強調的那樣,信譽只是口號。但這除了攸關個人和政黨的信譽,也攸關美國在國際間的信譽。)尼克森和季辛吉兩人在不守信用這點上非常相像,也遠勝白宮前後任執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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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外交』策略,草率又狹隘。」

-伊莉莎白·博格瓦特(Elizabeth Borgwardt),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副教授

 

 

對於季辛吉個人及職業的道德,長期以來一直引發正反兩方的激辯,但我個人對他的執政能力比他的人格特質更感興趣。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國際律師和衝突專家,我的看法是,這位狡猾的外交官所謂的「大外交」策略,其實草率又狹隘。

 

 

季辛吉懷舊的歐洲古典均勢理論(這也是他博士論文的主題),這套理論放在1970年代已經不合時宜,到了今天更是完全行不通。季辛吉的外交假說會受到重視,完全只是歷史上的偶然,他的外交手段在今日已經越來越無足輕重。

 

 

季辛吉的外交策略最為人所詬病之處在於:他以美國為中心展現支配全局的野心,將他所謂的「地緣戰略」視為可以交換的外交籌碼,為了使自己在賭局中獲益,輕易將他國視為籌碼,隨意更改遊戲規則。

 

 

 

而美國筆會的負責人蘇珊娜·諾塞爾(Suzanne Nossel),提出了與之抗衡的「巧實力外交」。諾塞爾的方法展現了更宏觀視野,提出一系列更廣泛的手段來提昇美國國家利益,以有效率又合於情理法的策略運用,體現美國價值,如人權、法治、女性平等。

 

 

 

必須跳脫老派的理想或現實主義者的二元窠臼,因為國際間的衝突是變動的,敵對的國家不會永遠敵對,和諧的世界不會永遠和諧。知名歷史學家西蒙夏瑪(Simon Schama),曾給季辛吉提出了啟發人心的建議,他認為政治家應該將尋求「天真與算計」兩者眼神交會的契機。

 

 

既然衝突是國與國或其它政治實體之間交流不可避免的,那就該明智及有創意地加以管理。也正如安妮瑪麗·斯勞特 (Anne-Marie Slaughter)曾指出的那樣,季辛吉或與他有關的著作中,所缺少的那些章節,諸如:非政府組織、社會運動、女權與人權思想等,都為季辛吉過時的現實主義,點亮了另一條通往新的實用主義的道路。

 

 

 

 

 

英雄或梟雄,即便他的傳奇性被誇大了,他仍有其影響力。」

-盧克尼特(Luke Nichter),德州農工大學歷史學副教授,《尼克森錄音帶》一書共同編輯

 

 

我們美國人總愛過度美化自己的領導人。

我們總認為他們是約翰甘迺迪,但實際上他們可能更接近理克森或是季辛吉之流。雖然季辛吉執政的時間並不長,但是他對於今日我們所身處的世界局勢(後冷戰、全球化、更加複雜的世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們對於他留下的貢獻,有不同看法,因為時至今日他仍具有一定影響力。我們花了比他所達成的成就五倍以上的心力,來辯論他做的事情是正面還是負面。無論他是英雄還是梟雄,即便他的傳奇性被誇大了,他仍有其重要性。隨著更多的國家檔案被解密,我們將持續辯證他對美國及世界的影響。

 

 

 

 

如果只糾結在季辛吉究竟是現實主義還是理想主義者,就會錯過他政治哲學的另一個有趣的面向:他的激進主觀主義。」

-格雷格蘭丁(Greg Grandin),紐約大學歷史學教授,著有《季辛吉的陰影:美國最具爭議政治家的漫長旅程》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書中指出季辛吉受到理想主義哲學家康德的影響,這點雖然沒錯,但他沒有提到的是,季辛吉如何扭曲康德的思想,擁抱「相對的」而非「絕對的」道德。其實季辛吉在哈佛大學研究生時代,就闡明了這個觀點,只是弗格森沒有收錄在那本冗長的書中。

 

季辛吉的指導教授威廉艾略特(William Elliott)經常以康德的道德律令勉勵自己的學生:「人是目的,不是手段。」(treat every human being, including yourself, as an end and never a means)而在1953年的一場專題討論會上,艾略特敦促季辛吉承認「現實」必須與「道德」並存,季辛吉則質疑形上學中絕對道德基礎的存在,他將康德的道德律令加上自己的註解來回應他的老師:「一個人的目的和手段,取決於個人,和他與宇宙間的關係。」完全扭曲了康德,並踩在了康德的頭上。

 

 

 

如果只糾結在季辛吉究竟是現實主義還是理想主義者,就會錯過他政治哲學的另一個有趣的面向:他的激進主觀主義。這是他的信念,也是他從年輕時當學者到後來從政一直反覆重申的(在他最近出版的書《世界秩序》中也能看到這個理念),沒有絕對的真理,真理只是從個人有限的視角中推斷出來的。他寫道:「意義從形上學的脈絡來看,每一個人都在創造自己對世界的描繪。」人類創造自己的真理,透過行動來理解他們的「目的」(這個概念非常季辛吉)。

 

 

 

這種主觀主義有其政治意涵,舉例來說,季辛吉連續五年轟炸柬埔寨(依據可靠估計,造成十萬平民死亡),是為了炸死「野蠻的越共」(季辛吉的說法),此舉即是受到現實主義反面的激勵:試圖創造一個季辛吉所相信的理想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他可以用軍事力量隨意操弄如柬埔寨、寮國、和北越等貧窮國家);而不是反映他們所身處的現實世界:在這個現實世界中,他即使嘗試過了,仍無法以武力使弱國屈服。季辛吉曾經親口抱怨:「我真不敢相信像北越這樣的四流弱國沒有突破口。」

 

 

 

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弗格森同樣贊同季辛吉的道德相對論。弗格森所著的季辛吉傳記,全書幾乎未曾提到季辛吉所犯下的諸多罪行,只除了第二章及第一章的序言,承認季辛吉的政策曾經導致許多人死亡。但弗格森仍為他辯駁,認為任何對季辛吉外交手段所做的道德批判,都必須考量到,他是為更遠大的國家利益,在重要國際夥伴與人類生命之間,衡量後選擇的相對價值。

 

弗格森在書中不帶感情地寫道:「批評者總是只關注邊陲國家(他好像找不到更好的詞彙來描述阿根廷、柬埔寨、智利、塞普勒斯和東帝汶)為了戰略目標所損傷的生命,難道批評者有更好的辦法,來權衡對美國更具戰略意義的主要大國,如蘇聯、中國和西歐主要國家彼此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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