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處:https://www.filmink.com.au/mother-life-messy
影評人 丹尼皮里(Dannis Peary)vs. 導演 克里斯多夫.比爾森(Kristof Bilsen)
不這樣的話,我無法完成這部片。我全心投入這部片已經三四年了,除了拍片我無法做其它的事,她們已經成為我人生中的一部分。
我對《母親》有很深的情感,因為我自己也陷入該如何照護罹患失智症母親的掙扎之中,即使是在拍攝《大象之夢》的時候,我仍為了該如何抉擇而煎熬。如果說是因為對某件事情感興趣,而拍了相關的電影,顯得有點自命不凡,對我而言卻不是這樣的。這部電影選擇了我來陳述這樣一個困境,有點像是宿命一樣降臨在我身上。
韋納荷索說過類似的話:「電影是不速之客,你必須禮貌地請他們坐在桌旁,給他們食物和飲料,直到他們離開。」感覺就像是這樣。我別無選擇,必須為了拍這部片離開幾年。雖然也許有些人會覺得有點失望,但能夠製作一部這樣的片是我的榮幸。
當我的母親罹患失智症的時候,我在網路上搜尋,找到了很多位於泰國班甘朗才這個機構的報導。它是由波姆的雇主馬丁伍德特利所創立的,他自己的母親也同樣罹患了失智症,當時他的父親因為要照顧母親而筋疲力竭,唯一的選擇只能把她送到療養院。
馬丁,是泰國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心理治療師,他決定把母親接到泰國,看能不能得到更好的醫療照顧,而結果很令人滿意。這個消息在朋友之前傳播開來,他們因為面對同樣的困難而絕望,不知道該如何照護罹患失智症的親人。
因此馬丁創立了這個療養中心,為14名患者提供全天候的照護。
他們曾經在新聞廣播上聽到關於它的報導。而他們當然也像其他人一樣,有出於經濟上的考量,才決定送摯愛的家人到那麼遠的地方,當然也無法刻意忽視這點。
他們曾經試圖自己照顧瑪雅,她的丈夫沃爾帝還不能退休,他為此筋疲力竭,所以他們請了一位看護住到家裡來,但又有隱私曝光的疑慮。後來他們把瑪雅送到日間照護中心,但每天的時間表變得很緊湊,幾乎一直都趕著接送,而瑪雅才五十幾歲,這種狀況還會持續很多年,所以這間位於泰國的療養院成了他們最好的選擇。
她們都已經搬出去了,所以沃爾帝上班的時候,家裡就沒有人能夠照顧瑪雅。她們三個一個已經結婚,一個獨居,還有一個住在倫敦。
我在波姆還在照顧伊麗莎白的時候,就在安養院見過她了。後來我開始拍攝她們,但我想,如果能從歐洲追蹤一位患者來到泰國的整個過程就更好了,這將是一條完整的故事線。
馬丁告訴我說,永遠不會有一個家庭會允許被跟拍,因為他們會因此被污名化,甚至失去朋友,會因為把家人送到這麼遠的地方被指指點點,你們怎麼能這樣,太不人道了!情況一定會比這些更複雜混亂。但後來馬丁卻告訴我,有一個家庭,就是瑪雅他們家,願意跟我見面。
因為涉及拍攝倫理,為了消除疑慮,我特別飛到瑞士去和他們見面,說明我想拍攝瑪雅的理由,並向她的家人保證我不會拍攝令人尷尬或有問題的東西。見面以後,我讓他們看了我的短片,真的只是關於一個場所的肖像畫,我也跟他們分享我母親的故事。他們已經決定好要送瑪雅到該機構,也同意我跟拍他們。
波姆是那裡的45名護理人員當中的一員。她也是我的片中最好的角色。馬丁會根據患者的狀況,安排最適合的照護者。而波姆充滿活力,她也會說英語,這對有溝通需求的患者來說很重要,她也成為瑪雅的好夥伴。
我也是後來才漸漸意識到這一點,我想找一個新病患並從瑞士追蹤她到泰國,但我從沒想過會遇見另外一位三個孩子的母親。瑪雅比波姆年長一點,但並沒有相差很多。
主角與她照顧的患者,如鏡像一般映照出彼此的人生,這是我一開始完全沒有料想到的,這也是這部紀錄片觸動人心的地方吧。
我們的確有跟發行商就片名進行討論,但我只想叫它《母親》,不考慮其它,整個團隊也對這個片名有共識。在盎格魯-撒克遜語中,Mother是最美麗的詞彙之一, 而這部電影完全是關於母性的。
我們很快就決定要以波姆作為全片主角,但直到進入剪接的階段我們才決定片名。我是幾乎到看完整部片的樣子,一切都就定位了,最終才決定片名。我不喜歡太早下定論。
不行。波姆稱呼她的一個患者伊麗莎白為母親。她說她把一切都告訴伊麗莎白,因為她以後都會忘記。
對我來說失智症患者又像是一個能夠告解的對象。母親的身份有時會在患者跟照護者之間轉移。它不是那麼非黑即白。
我希望我的片主要是關於一位離開孩子的母親,故事主要是從她的角度來講述,但我沒有把波姆描繪成受害者,我也不認為她的人生是一場悲劇。
她迫於生活必須做出一些決定與犧牲,我們作為觀眾不可避免地會隨著她進到一個紛亂複雜的現實之中,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是一場悲劇。
看到波姆,我們絕不會想說「真是個可憐的女人」,她是一個很有魅力的角色,她會為自己挺身而出,也會提出問題與雇主馬丁談判。
伊麗莎白和瑪雅的家人有能力送她們到這個照顧機構,而波姆卻無力照顧自己的母親和三個孩子,她認為她的病人很幸運,也想到自己如果在這個年紀得到失智症,是否能夠負擔得起。我想說的是,波姆意識到了其中存在的不平等,但她並沒有因此而失望,她是非常具有自我意識的。
她的處境看似無解,但我不認為她是受害者,因為在看片時,我常常因為她而感到振奮。有一幕是安養院舉辦聖誕配對,瑪雅的家人來探望她。波姆拿著麥克風擔任司儀,她很開朗,對著大眾演講也完全不會怯場。
她真的很了不起,在各個層面都是一個戲劇性的角色。令人驚豔的是,我們不需要再剪輯中額外加上任何東西。波姆可以對自己身處的現實進行反思,這是很多人都沒有的天賦。波姆是這部片中說故事的人。正如我所說,我給了她一台攝影機,她也拍攝了自己的故事,幾乎就像是一個共同導演。
沒有,一開始我會給她攝影機,只是想讓她回家鄉的時候,可以拍攝一些畫面,然而她對使用攝影機非常熟練,真的很令人驚訝,她完全能夠熟練地掌握鏡頭。
我們說好一起講述這些故事,我的觀點是對母親患病的掙扎,及是否有能力負擔像這樣昂貴的照護。而我們希望加入波姆的觀點,來闡述在全球化下導致的不平等及複雜性。
還有獨身的母親是因為什麼苦衷,必須離開自己的孩子。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進行交談,所以我們能從這些影像中擷取她的內心獨白。
當面對生命中紛亂如麻的問題時,展現出脆弱是沒有關係的,也可以對外求援。
也許這樣所面對的困難就不會這麼難以忍受,不至於無法承擔。
一定有的。
這也發生在我自己的父母身上。當你在生活中的角色,某個時刻突然轉換的時候,你意識自己從本來被照顧的身份變成被依賴的對象,這種轉變是殘酷且令人震驚的。
你覺得呢?
我同意,還有就是世代傳承的傳統。波姆說,當她隔了好長一段時間再見到母親時,出於文化的原因,她無法擁抱她。
我覺得不尋常的地方是,我把那裡跟比利時這裡做了比較,那邊主要是以務農為主,我覺得那裡有過高的自殺率並不是出於巧合。他們每天從事農活,但並不習慣在家庭和社交生活中維持親密關係。
她的確會抱她的孩子們,但是對年紀較大的摩西和米里亞姆,他們之間存在著尷尬的距離。
無奈的是她必須離開孩子外出工作才有能力撫養他們,只能FaceTime上與他們交談,每個月只見一次面。
回到你一開始提到的悲劇問題,我們能看到的是,波姆真的不希望貧困的境遇再度發生在孩子們的身上。
我認為她之所以會同意參與這部紀錄片拍攝的原因之一,是她希望能為孩子們留下一些什麼。這部電影會在傷痛與時間都過去之後,留下一些她想給孩子們的東西。這是我工作的地方,這是我的生活。
不,我不這麼認為。 她一定覺得生命令人疲憊,但也許有一天她會有不同的感覺。累嗎?當然。但即使是在悲傷的時刻,她也有這樣的力量,可以反思自己的人生。
我認為這是一定的。否則她不可能和三個男人一起拍這部片三年,並且始終保持熱情。她有自尊並對自己感到自豪。
她們是不是真的想說點什麼,對我來說仍是個謎。也許她們只是正在承受一些壓力才有這種表現,也許是我們投射了過多自身情緒在她們身上。老實說我永遠不會知道,但我讓它維持開放的狀態。
這是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當時沃爾帝告訴我,他們家裡有一些舊的VHS錄影帶,但「裡面應該沒有什麼有趣的」,他問我想不想看看。我說我會把錄影帶數位化,看看裡面有沒有能用的畫面。結果我們完全一頭栽進在這些資料畫面之中。在這裡讚嘆我團隊中每個人的敏感和關懷,包括才華橫溢、心思細膩的剪接師Maarten Janssens。
那是由波姆所拍攝的。
時間,時間,還是時間。
基本上這就是我製作這類紀錄片所需要的,我真的完全讓自己融入角色所處的現實之中。我想你應該知道,所謂「紀錄片是停在牆上的蒼蠅」這種話完全是無稽之談。你必須與你拍攝的角色互動,並將自己投入於故事之中。
雖然觀眾在螢幕中看不到我們,但我們仍是觀眾所看到的一部分。你不能只是一個沉默的觀察者,你也是參與者。
拍攝親密場景有點像與角色共舞,你和他們如此接近,因為你也和他們一起跳舞。在某種程度上,你也是他們光環的一部分。而在拍攝的當下,我們的團隊——音效師、攝影師和我,僅僅只是給對方一個眼神,就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就像是出於直覺一樣。
一開始需要,但後來他了解了我們的工作模式,就給了我們更多的自由。考量到這個主題的敏感性,我們能受到信任是很重要的。
是的,參與拍攝這樣一部影片,就像是踏上一段自我療癒之旅。
她在製作這部紀錄片的過程中意識到了這一點。當波姆送大女兒米里亞姆到車站搭校車的時候,波姆告訴米里亞姆不要在社群網站上封鎖她,她女兒笑了,說媽媽只是想要找機會抱怨她,但波姆說:「這叫育兒。」透過這一幕我們看到她們更靠近彼此了一點。
雖然如此,但波姆每次碰面,都會向女兒表露出更多內心的想法,她願意表現出自己的脆弱,當她們彼此都這麼做時,關係就能更親近。
沒錯,因為她無法擁抱母親,所以她以胎兒的姿勢躺在她的身邊。雖然她的母親不會說像「過來,寶貝」這樣的話來安慰她,她只是靜靜坐在那裡,陪伴著波姆,承接她的脆弱和依賴。
並不完全如此,她是一個基督徒,我認為她的意思是,能照顧瑪雅這麼善良的患者很幸運。有了伊麗莎白和瑪雅,波姆認為至少她生活中關於的工作部分,有了一個安全的避風港,讓她的餘生更容易忍受。
對,放手,這不僅是與孩子在物理上的分離,也是與否些想法與概念在精神上的分離。
如果你有自省的能力,且能夠接受生命中的複雜性、混亂和悲傷,你就能用一種更健康的方式來處理它,必且能夠問自己:「家庭到底是什麼?」「究竟什麼是母姓?」
你就能進入到人類的性靈更高的層次。我從中得到了很大的力量。
我們假設人們會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我們在他們的訃聞中讀到的文字而被銘記, 因為那是關於他們過往一生的性格描述。
你看著伊麗莎白和瑪雅現在的樣子,雖然沒有語言,但我們會想念她們過去的樣子,但更重要的是接受和珍惜她們現在和現在的樣子——也許這是接受一個人的關鍵。
她們如何面對傷痛是令人著迷的。她們的應對策略是,專注於撫養下一代。我從比利時知名的兒童心理學家彼得·阿德里安森斯(Peter Adriaenssens)那裡了解到,作為一個個體,在一個世代中,只能做到有限的事。
他談到世代之間的連結,我們只能在這一代盡自己所能,儘管我們認為有責任處理好所有的事,但我們仍必須將其中一部分留給下一代。波姆、她的孩子和她的母親都必須持續面對這個世代之間的創傷。波姆已經表顯出她面對傷痛的能力,她會嘗試將這些節點連結起來。她很清楚這部紀錄片就像是留給孩子們的遺書,他們必須繼續承接母親留下來的課題。
有的,我們還會談話。她仍然努力過著生活,但她做得很好。在拍完這部片之後,她更懂得如何與老闆、同事和小孩談判及交涉,她的溝通能力變得更好了。
在我們完成了大約六、七成的剪輯之後,我覺得需要有人來支持和指導我。我總是喜歡有第二雙眼睛來看我的電影,我是《攝影者》的忠實粉絲。看到一個事業如此成功的人,一點一點揭露自己對生活的惶恐與困惑,著實令人敬佩,她將這些片段與母親罹患失智症的過程交叉剪接在一起。所以我想和她談談。
我參加了很多電影節,也跟國內外的照護組織合作,進行包場特映,我們已經在比利時這樣做了。獨立發行電影並不容易。
是的,除了時間,你還需要有耐心。因為這類型的電影很難找到資金,也很難找到上映的場所。這類型的影片要上映變得越來越困難,我也從其他同僚那邊聽到同樣的心聲。這個世界對紀錄片來說越來越艱難了。
沒有辦法,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現在我的第二部長片已經完成並且向全世界發行了。今年二月我也將成為一名父親,我的女兒即將出生,我的第一個孩子。我住在比利時,現在我腦中想著家庭與如何當父親,人生每個階段都是適切的安排。
善良和慷慨,即使生活紛亂如麻,仍能從中蓬勃地生長。
就像是波姆所帶給我們的,一切。
【 母 親 】𝙈𝙊𝙏𝙃𝙀𝙍
公視13 台┃2/10 (四) 22:00┃紀錄觀點
❐ 網路直播 https://youtu.be/JAzRXylm3M0
❐ 公視+免費線上看 https://www.ptsplus.tv/ (2/10-2/17)
導演:Kristof Bilsen